帝圖藝術拍賣會Artemperor Auction

手卷 設色 紙本, 張維翰(題)：48x135.5cm、張大千(引首)：48x104cm、張大千、鄭曼青、劉延濤(畫)：46x343cm、王壯為、臺靜農、陳定山(跋)：46x248cm

張維翰題：癸丑春日，三髯四君子圖，張維翰題。鈐印：張維翰印
張大千題引首：四君子圖
六十五年元月歸國汝德兄出此合作卷子命題其耑，惜吾曼青不與同聚一堂，授簡抽豪於對黯肰。大千弟張爰。鈐印：丙辰肖形印、張爰私印，大千
鄭曼青跋：
三髯四君子，羊仲是知音，病目揮叢菊，大千一片心，藝蘭劉夢得，幽谷慣於尋，滌研開三徑，濡毫發醉吟。
汝德老弟過草堂相眎大千延濤合作蘭菊，索余畫梅竹名之曰三髯四君子，余笑曰：獨有一君子乃羊仲子，顧與撫掌大笑，又謂大千療目須割治，故於入院前夕寫此，曰：恐治之不良則不復能畫矣。髯聞此言為之酸鼻。壬子花朝
玉井山人曼髯并識。鈐印：玉井山人（朱文），醉卿侯、後廣文先生千二百年生（白文）
一、王壯為跋文：叔子風流好事，尤栖栖萬里畫圖謀，同心君子交毫墨，逸韻千秋張鄭劉。
台接清標胥持詎，能贊猷託無亂辭，撐腸濁酒催狂筆，爛漫題詩王壯為。汝德道兄萬里游美擕正紙造環蓽庵，乞大千居士寫菊一枝，再越重洋歸求玉井、延濤兩髯補梅竹、幽蘭於是，三冉四君子之會由叔子合而成之，真佳話也。攬觀手痒遂疥圖末。歲在癸丑暮春之初。不為壯夫。鈐印：逋介老人。六十四歲刻「腸腹經年酒洗淘」印

臺靜農跋：吾友羊汝德兄訪大千居士於舊金山，大千為寫墨菊一枝，若陶公籬下物獨榮於九秋風露中，既爾去紐約訪曼青請為寫梅竹各一枝，歸請延濤寫幽蘭，以足畫苑 稱四君子。汝德能不憚煩集三君子筆墨於一紙，真可謂好事者然也，人才好牡丹紅綠，紛披策便畫家腕脫汝德濁喜此清幽虛靜之物，亦可見汝德之襟懷矣，三君者皆美髯，大千年最高而澡雪盈胸，延濤、雖虬若扶餘公其俊邁猶少年耳。甲寅歲暮，靜農識於臺北龍坡里。鈐印：靜農無咎，靜者白首攻之。
陳定山題跋：
三絕髯仙妙絕 ，四君樣格各丰神，淋漓玉井偏仙去，白頭莊叟惜餘春，余移居永和，曼髯即日過蠦齋先訪，並云大千尚未歸國數日後可忻聚也，介展此卷曼翁亡先逝，此約終虛為之惘然界日。定山書於永和。時年八十有六。鈐印：定山。

張大千、鄭曼青、劉延濤三髯合作四君子手卷，前雙引首由張維翰、張大千所題，其後由壬子鄭曼青題跋、癸丑時王壯為題跋、甲寅時請臺靜農題跋，陳定山八十六歲時為其題跋。本卷之完成歷經數年且從美國訪大千畫菊後，劉延濤畫雙墨蘭、復請鄭曼青畫梅竹，後請王壯為、臺靜農、陳定山題跋記此因緣。

張大千、鄭曼青、劉延濤三髯合作四君子手卷，前雙引首由張維翰、張大千所題，其後由壬子鄭曼青題跋、癸丑時王壯為題跋、甲寅時請臺靜農題跋，陳定山八十六歲時為其題跋。本卷之完成歷經數年且從美國訪大千畫菊後，劉延濤畫雙墨蘭、復請鄭曼青畫梅竹，後請王壯為、臺靜農、陳定山題跋記此因緣。

北美私人舊藏大風堂

藝術史是一條漫長的星河，而有些作品的存在，並非孤星閃爍，而是一整個時代的星圖。它們以筆墨為經，以交誼為緯，成就記錄一段可觸摸、可吟詠的歷史。今季，臺北帝圖藝術於歲末壓軸盛事中，隆重徵集到一件渡海來臺之時代文人風華的絕品——張大千、鄭曼青、劉延濤三家合繪，並集7位藝文碩儒題跋的《三髯四君子》水墨手卷，這件作品承載著跨越太平洋的筆墨因緣，並可說是對20世紀文人畫精神的深情見證。

手卷的緣起，是一則充滿主動精神與雅意的現代「文人雅集」故事。1970年代初，雅好書畫的藏家羊汝德（叔子）先生，懷著對藝術的熱忱遠渡重洋。他首先赴美國加州謁見藝壇耆宿張大千，大千先生欣然提筆，為其寫下墨菊數枝，花青點染有致，筆墨沉厚，瀟灑自如，逸趣橫生，遙寄故園秋思。

取得這珍貴的起筆後，羊汝德攜卷返臺，續訪兩位同樣以美髯著稱的畫壇名宿：先是請託劉延濤先生補寫墨骨雙蘭，幽谷深香，飄然紙上；再赴「玉井草堂」，懇請鄭曼青先生完成最後的梅與竹。鄭曼青在壬子年（1972）的題跋中，生動記下了當時情景：「汝德老弟過草堂相眎大千延濤合作蘭菊，索某畫梅竹名之曰三髯四君子，余笑曰：獨有一君子乃羊仲子，顧與撫掌大笑。」一段藝壇佳話，就此在笑談與筆墨間誕生。三位大師，因羊汝德之誠意而「合璧」，完成了「梅、蘭、竹、菊」四君子的完整圖卷，並被賦予「三髯四君子」這一名實相副的雅稱。

一卷畫紙，呈現出半部藝壇風流史。此卷最為難得之處，在於它完整保存了從創作緣起到後世品評的全記錄，宛若一部微縮的、流動的雅集史。卷首由曾任國府監院長的張維翰先生題署「三髯四君子圖」，定下基調。其後，臺大中文系主任臺靜農先生長跋，不僅詳述成卷經過，更以文學之筆，風趣勾勒「三髯」樣貌：「大千年最高而髯最長，延濤虬髯若扶餘公，曼青俊邁猶少年耳」，人物神情躍然眼前。王壯為先生以詩題詠，讚其「同心君子交毫墨，逸韻千秋張鄭劉」。而最令人動容的，莫過於陳定山先生86高齡時的題跋。他追憶鄭曼青曾興致勃勃攜此卷相訪，約定待大千返臺後共賞，然「曼髯仙去，此約終虛，為之惘然」。寥寥數語，道盡白頭莊叟對故友星散的無限追思，為這件作品蒙上了一層深沉的時間感與生命情調。

其中，鄭曼青跋文中「又請大千療目須割治，故於入院前夕寫此」一語，更成為補綴藝術家生平的重要史料，將筆墨與藝術家的生命狀態緊密相連，其情其景，讀之令人悵惘。

面對這樣一件作品，今人所見三位大師的筆墨功夫：張大千的灑脫、鄭曼青的清逸、劉延濤的秀潤，在「四君子」的共同母題下各展風姿，和而不同。而這背後所映照的，更是戰後一代文化人橫跨大洋的流動與聚合，是他們在時代變遷中以傳統文人畫形式維繫的精神紐帶與身份認同。

收藏的至高意義，或許正在於──收藏一段活的歷史，收藏一個時代的氣息。此《三髯四君子》卷，正是一件「有生命的文物」。它從創作、遞藏到題跋，每一步都充滿了人的溫度、人的故事與人的情感。它讓藝術史從書本中走出來，成為可以觀看、可以觸摸、可以與之對話的具體存在。於今在筆墨間，彷彿能聽見三位髯公的談笑，看見眾多文友的擊節。這不僅是藝術品的徵集，更是一場精神的邀約——誠邀有緣的藏家，前來共同守望這份由筆墨鑄就的文化記憶，讓這段風雅的歷史，在新的時空中繼續它的流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