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圖藝術拍賣會Artemperor Auction

手卷 水墨 紙本, 24x83cm

黃四孃家花滿溪，千朵萬朵壓枝低。留戀戲蝶時時舞，自在嬌鶯恰恰啼。穿花蛺蝶深深見，點水蜻蜓款款飛。傳語風光共流轉，暫時相賞莫相違。
書奉靜農兄，獨秀於江?。

陳獨秀印（白）、仲甫（朱）。

出版：《大風起兮─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》，財團法人何創時書法藝術文教基金會，2012年，P.49。展覽：「大風起兮─民國初年知識份子文化救國歷程特展」，中正紀念堂－中正藝廊，2012年10月10日至12月3日。

陳獨秀（1879-1942），字仲甫，號實庵，1914年始用筆名獨秀，安徽省安慶府懷寧縣人，中國近現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革命家。1915年，他創辦了《新青年》雜誌，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開創人和領袖之一。1920年起，他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始人之一及初期領袖，但於1927年因中國國民黨清黨，中共遭到重大打擊，被共產國際認為負領導責任而被迫辭職，1929年因中東路事件中反對當時中共提出的「武裝保衛蘇聯」的口號，並以托洛斯基主義立場批評中共，被中共開除黨籍。後成爲中國托洛斯基主義早期領袖之一，對史達林主義進行了批判，1931年建立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。1932年被國民黨政府判處「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」罪，1937年因抗日戰爭爆發提前出獄，後脫離托派組織，並開始反思蘇聯模式的缺陷，進一步批判史達林的極權主義，1942年在四川江津去世。陳獨秀一生經歷複雜，對他的評價也複雜，而且隨時間變化。關於新文化運動，他自稱「蔡先生(元培)、適之(胡適)和我，乃是當時在思想言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」，1940年代，胡適稱他爲「終身的反對派」，「從苦痛的經驗中悟得近代民主政治的基本內容」。
臺靜農則不僅是一位執教鞭達20年之久的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主任而譽滿寶島的教育家，還是書畫家與詩詞家。他桃李滿天下，還是新文化運動領袖胡適、陳獨秀及魯迅與其密友許壽裳的摯友。臺靜農畢生忠厚篤實，謙虛謹慎，一生助人為樂。臺靜農中學未畢業即到北京大學旁聽，旋在北大國學研究所半工半讀，這使他認識了胡適導師。這時，正是五四運動興起之際，他在此時結識支持新文化運動的魯迅先生。1925年，在魯迅先生發起並大力支持下，李霽野、韋素園與臺靜農等籌辦的新文學社團「未名社」，在北京紅樓附近誕生。臺靜農是其重要成員，也是深受魯迅賞識的一位積極作者，「未名社」為臺靜農出版了兩部書：即《地之子》與《建塔者》。1926年，臺靜農還寫了一部《關於魯迅和他的作品》（未刊稿）。
1980年8月，臺靜農在《傳記文學》上發表《「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」讀後》。他在文中敘述陳獨秀先生38年前在貧病交迫中著書的最後拼搏精神，為世人留下難忘的烙印。他是這樣寫的：「獨秀晚年患血壓高，經常不含食鹽，猶能深思著述，完全由精神支持。尤其當血壓過高時，不能伏案執筆，則不吃東西，硬將血壓餓下去。鄉居無醫無藥，只此一法，如是者不止一次，他終於完成了他的著作十分之九而去世了。」
香港《明報月刊》曾有關於陳獨秀的文章，其中林文月女士以《陳獨秀自傳手迹現身臺灣》為題，寫的是陳獨秀與臺靜農一段可歌可泣的交誼。一個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，一個是「資產階級知名文化人」，兩人竟結成患難的生死之交，可稱異數。1940年陳獨秀把在獄中寫的30多頁自傳手稿贈予臺靜農，日後更將之祕密携到臺灣。在臺灣「動員勘亂時期」的白色恐怖中，臺靜農在家中悄悄地托裱並自製夾板作前後面板保護好，珍之重之。對已有三次牢獄之災的臺靜農，一旦泄漏消息，難免有生命之虞。一個是臨終前「托孤」（陳獨秀逝於1942），一個是臨危受命，情同手足，至死不渝。這種為朋友兩肋插刀的情誼，其感人力量足以驚天地、泣鬼神。另有《陳獨秀晚年在江津》一文，寫盡陳獨秀晚境淒涼景況，陳獨秀到處遭受冷遇和白眼，生活窘迫，捉襟見肘，最後客死江津。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締造者，若以今天的時髦話來說是：「他打造了中國共產黨。」毛澤東曾對傅大章說：「陳獨秀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，我在北大的時候，受他的影響比任何人都大，我算是他的學生。」（羅學蓬：《陳獨秀晚年在江津》）陳獨秀1937年出獄，中共中央曾要他公開發表聲明承認錯誤，但遭他峻拒，最終他被自己創立的共產黨所遺棄。最近重讀陳獨秀一篇文章《人生真義》，可為他的悲劇人生作一注腳。
陳獨秀對「人生意義」的演繹，實事求是、入木三分。他強調的是個體生命價值。如果沒有對個人生命價值的尊重，一切主義，包括社會主義、自由主義等都是空話。陳獨秀這些話即使放諸今天，也是言之成理的。但是在當年已完全政治化、教條化了的共產黨，個人利益只能絕對服從集體（黨）的利益，個性已淹沒在口號式的政治宣傳中。陳獨秀不講「獻身」的空話，也不講「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」的大話，深諳生命的價值與尊嚴，不愧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山領袖。可惜他不是吃政治飯的人，欠缺的是政治手段和政客的狡黠，不屑於政壇上翻雲覆雨的卑劣伎倆，難怪他的生命以悲劇收場。陳獨秀只是一介書生，他被時代推上政治舞臺，扮演不太能勝任的角色。但他畢竟也有書生的正直和誠實，因此贏得許多崇敬者、知音。陳獨秀倒沒有白活，晚年能得臺靜農這一知己。此外，陳獨秀具有作為一個獨立知識分子的狷介精神，使後人不勝緬懷，應該說一生無憾了。
陳獨秀與臺靜農的父親是同鄉舊識，也是沈尹默少年時代在杭州的朋友，後來又在北京大學共事過。陳獨秀生命中最後四年卻與臺靜農成了忘年之交，臺靜農當時借住在在江津縣白沙鎮富紳鄧燮康的莊園，與陳居處兩地相距3小時水路，於是經常相約會面，臺靜農也是陳獨秀旅居江津時期聯繫不多的兩三人之一。臺靜農晚年在《憶陳獨秀先生》文中，描述陳獨秀寫字的情形「我準備了紙筆，請他寫字，因他早年喜歡書法……他說多年沒有玩此道」，靜農先生讚譽陳氏書法「體勢雄健渾成，使他驚異，不特見其功力，更見其襟懷，真不可測！」
由臺靜農保存下來的陳獨秀墨跡相當多，單書信便有百餘封，其他還有題贈詩文等。陳獨秀在少年時代就曾評沈尹默書法「其俗在骨」，使沈尹默痛下決心學書，一改舊時習染。由於對書法品味追求的不同，陳獨秀在四川時期與臺靜農論書時，仍認為沈尹默的書法固然有其非凡的功力，可惜「字外無字」是其貧乏處。並認為學帖不是正途，臺靜農雖受教於沈尹默卻不走二王路子，除了自身的審美取向外，或許也認同了同鄉前輩陳獨秀的見解。
陳獨秀長臺靜農23歲，二人的交往始於四川白沙時期，在臺北出版的《臺靜農先生珍藏信札》書中僅陳獨秀致臺靜農的就有104封，大都是談文史、聊書法的內容。臺靜農其時剛從臨摹王覺斯改學倪元璐，就是受到沈尹默影響，因沈氏認為王書「爛熟傷雅」，而臺靜農在得見張大千所贈倪元璐書雙鉤本及真跡之後，「也翫其格調生新，為之心折」。自1938年8月流寓江津，陳獨秀在這裡度過了人生最後四年，他曾賦詩一首：「除卻文章無嗜好，世無朋友更淒涼。詩人枉向汨羅去，不及劉伶老醉鄉。」這首詩儼然是他貧困生活的真實寫照。老友潘贊化看望他，他一再挽留老友吃完午飯再走。結果，潘贊化吃了一頓馬鈴薯宴。下酒的菜是乾辣椒炒馬鈴薯絲，吃飯的菜是馬鈴薯片、馬鈴薯條，主食還是馬鈴薯。相別時，陳獨秀依依不捨，潘贊化差點流下眼淚，他心裡清楚，陳獨秀來日無多，過不了兩三年了。世交晚輩葛康素探望陳獨秀，寫文章道：「先生老矣，著布衣，鬚髮斑白，惟精神矍鑠，尚未失少年豪俊之氣。」潘贊化和葛康素所言皆為憶舊，沒有多少微言大義，兩者文字互見，頗為傳神。陳獨秀不是沒錢，他是不要別人的錢。蔣介石沒少派人送錢給他，許以高官厚祿，均被他拒絕。
江津4年，陳獨秀將全部心血都放在文字學的研究和著述。《寄沈尹默絕句四首》一詩中，有「不辭選懦事丹鉛」者，即指他正在撰著《小學識字讀本》一事。古稱「小學」的漢語言文字學，實為大學問。臺先生家中有《陳獨秀音韻學論文集》，他不僅是書法大家，更是研究漢語言文字學的大學者。在南京獄中，他撰成《中國古代語言有複聲母說》《實庵字說》《古音陰陽入互用例表》等多篇文字學論著，而撰著這部學術力作，也始於獄中，經歷了十個年頭，直到病逝還未完成。那時的江津，「敵機每日光顧，江津城天天有警報，人心慌亂」，著作草稿又遭盜竊，而他常左耳轟鳴，右腦陣痛，「寫信較長，都不能耐」。在干戈滿地的亂世，抱病困居在西南一隅，已是不易，但從他在與友人信中寫到「識文字善教育之道」「以竟《新青年》未竟之功」，不由令人慨然！
臺靜農常用印章，其中一方是「身處艱難氣若虹」，出自陳獨秀在南京獄中寫的一副詩聯：「行無愧怍心常坦，身處艱難氣若虹」。當年陳獨秀書此聯時，何曾想到這七個字後來竟成了臺靜農自我心境的表白，還有那深埋心底無法忘卻的故人之思。晚年，臺靜農撰有《酒旗風暖少年狂——憶陳獨秀先生》一文，寫得情衷而思深。江津往事在他筆下歷歷在目，音容笑貌一幕幕重現，為後世留存了暮年陳獨秀日常瞬間：「晚飯後，我們父子陪他聊天，他談笑自然，舉止從容，像老儒或有道之士，但有時目光射人，則令人想像到《新青年》時代文章的叱吒鋒利。」
臺靜農先生過世後，家屬與門生整理遺稿與書籍，其中有不少珍貴史料，陳獨秀致臺先生的手札就超過一百件以上，可說是海峽兩岸私人保存陳獨秀原始資料數量最多的。這批手札絕大多數是陳獨秀晚年在江津時期給臺先生的書信，由於是不經修飾的原件，更能夠具體反映陳氏生命最後階段生活狀況的真實面貌。因為臺先生早年與左派文人有來往，曾經因此而坐牢三次，而他又與陳獨秀關係密切，故渡海來臺後，自然成為白色恐怖時期有關單位盯哨的對象，這些手札能一直保存到現在而不丢失，可以想見是要冒極大的風險，由此更能窺見臺先生對陳獨秀文字的重視，兩人交誼情感深厚可想而知，從這些手札與墨寶可考察兩人關係，及陳獨秀晚年在江津的情形。
在江津與陳氏往來密邇的臺靜農所扮演另一角色，是作為陳獨秀與國民黨官方機構教育部、編譯館的溝通橋樑，聯繫出版事宜。了解這層關係，便知臺靜農何以有陳獨秀覆陳立夫函等信件。陳獨秀在江津時期的最後歲月，可說是把整個生命投注在《小學識字教本》一書的寫作，經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保存有三套當時的《小學識字教本》草紙油印本，每套兩冊，封面有陳獨秀毛筆題字「小學識字教本」，並鈐有「陳獨秀印」白文、「仲甫」朱文兩方印章，凝重古樸。陳獨秀晚年在江津寫作《小學識字教本》，少數有來往的至交，臺先生是不能忽視的關鍵人物之一。
1989年臺大規劃將溫州街18巷的一些老舊宿舍改建為新式大樓，通知各住戶搬遷。臺先生的宿舍在溫州街18巷6號，那是棟他1947年自大陸渡海來臺任教於臺灣大學中文系居住慣了的日式木造老屋。臺先生搬家後不到一個月，因為飲食困難，到臺大醫院檢查，纏綿病榻十個月，於1990年11月9日去世。1990年歲暮冬日午後，臺益公(臺先生的么兒)。將陳獨秀先生的早年自傳手稿託付給了林文月女士。
林女士憶述：「關於和魯迅、陳獨秀二位先生的交往情形，初時臺先生是絕口不提的。當時臺灣正處戒嚴時期白色恐怖狀態，而他自己2、30年代在大陸曾三遭牢獄之災，所以對於曾有過左傾現象的人物的話題格外謹慎，是可以瞭解的。那時課外在府上書房裡的言談，他對比較親近的學生們也都不願稍及於那些敏感的往事。而即使戒嚴法解除，言論稍稍自由以後，他對於外界有關這些問題的訪談也還是避開不願多談。關於陳獨秀先生，他和我們談得最多的是《小學識字教本》的事。臺先生十分推崇這本書，臺先生最遺憾的是他和陳獨秀先生兩人從未曾合影過。」「大概是由於這個緣故，他格外重視這份自傳稿，其實，這份傳記並不完整，只書寫了30多頁，終於陳氏17歲應鄉試時。不過，在最後一頁卻另題書兩行字：「此稿寫於1937年7月、16至20，五日中，時居南京第一監獄，敵機日夜轟炸，寫此遣悶，茲贈靜農兄以為紀念1940年5月5日獨秀識於江津。」題簽致贈此稿時，兩人相識僅一年多。當時尚未有影印機複製的方便，陳獨秀先生把手書的唯一自傳原稿贈送給小於自己22歲的新識朋友，足見其推心置腹引為知己的情形。這份情誼值得珍惜紀念，或者更甚於合影。而以陳氏其人知名度之高，此傳稿書寫時又值在獄中的敏感時間，可以想見臺先生受此厚禮，是如何小心翼翼收藏，其後又如何戰戰兢兢攜帶來臺。何況，他自己曾經歷過三次牢獄之災，所以對於這些文字一直是保持著極度的秘密。」
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（今「中國文哲研究所」前身），臺先生過世後遺留下的各類手書文稿和親舊信札正符合其旨，而且他生前是文哲研究所籌備處的諮詢委員，所以籌備處計畫為臺先生整理出版類似的書。1993年2月，《臺靜農先生輯存遺稿》由文哲所籌備處出版。以百余封信札為基礎，另加入陳氏寄贈先生的詩文、題字，同時也把自傳稿附入。這本專收陳獨秀先生手跡的書稱為《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（一）》共370頁，於1996年6月出版。2001年12月，為紀念臺先生百歲冥誕，臺大中文系特別舉辦學術研討會，臺大總圖書館則同時展出臺先生的書畫手跡。展覽結束後，圖書館五樓的特藏室便收藏了他的重要手跡。
此次上拍這幅當年因故未入公藏的陳獨秀行書錄杜甫詩二首，讓我們得以親炙陳氏「體勢雄健渾成，功力深厚，更見襟懷」的獷達書風，款書末尾江「?」、「?」字出於《說文解字》，體現陳氏身為文字學家的獨到一面，所鈐「陳獨秀印」、「仲甫」二印，俱與前述《小學識字教本》及江津時期書贈臺靜農父子書作的鈐印完全一致。本件作品體現了陳獨秀與臺靜農二人無比特殊的情義之交，兼有鄉誼與如兄弟般厚情的生死摯友，在戰亂中極其艱困的生活環境下，猶能用性命守護的動人情境。作品雖僅薄紙一張，但它承載的歷史厚重感與蘊含其中的珍貴情誼猶如千鈞之重！更是書作流傳當世所無可替代的意義！
註：本文參考「維基百科」，及潘耀明、張連春、吳銘能、林文月諸先生之大作，謹此說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