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圖藝術拍賣會Artemperor Auction

立軸 水墨 紙本, 167x45cm x8

《立政》　周書第廿七，字凡六百六十七。周公若曰：拜手稽首，告嗣天子王矣。用咸戒于王，曰：王左右常敀、常任、準人、綴衣、虎賁。周公曰：嗚呼！休茲知恤，鮮哉！古之人迪惟有夏，乃有室大競，籲俊，尊上帝迪，知忱恂於九德之行。乃敢告教厥后曰，拜手稽首后矣，曰：宅乃事，宅乃牧，宅乃準，茲惟后矣。亂謀面用丕訓德，則乃宅人，茲乃三宅無義民。桀德，惟乃弗作往任，是惟暴德，罔後。亦越成湯陟，丕釐上帝之耿命。乃用三有宅，克即宅，曰三有俊，克即俊。嚴惟丕式，克用三宅三俊。其在商邑，用恊于厥邑。其在四方，用丕式見德。嗚呼！其在受德，忞惟羞刑暴德之人，同于厥邦。乃惟庶習佚德之人，同于厥政。帝欽罰之，乃抨我有夏式商受命，奄甸萬姓。亦越文王、武王克知三有宅心，焯見三有俊心。以敬事上帝，立民長伯。立政：任人、準夫、牧，作三事。虎賁、綴衣、趣馬小尹、左右攜僕，百司庶府。大都小伯、藝人、表臣百司、太史、尹伯，庶常吉士。司徒、司馬、司空、亞旅。夷、微、盧烝。三亳阪尹。文王惟厥度心，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，以克俊有德。文王罔迺兼于庶言。庶獄庶慎，惟有司之牧夫，是訓用違。庶獄庶慎，文王罔敢知於茲。亦越武王率惟敉功，不敢替厥誼德，率惟謀從容德，以並受茲丕基。嗚呼！孺子王矣，繼自今我其立政。立事、準人、牧夫。我其克焯知厥若，丕乃俾亂，相我受民，和我庶獄庶慎。時則物有間之，自一話一言。我則末維成德之彥，以乂我受民。嗚呼！予旦以前人之微言，咸告孺子王矣。繼自今文子文孫，其勿誤于庶獄庶慎，惟正是䢃之。自古商人，亦越我周文王立政，立事、牧夫、準人。則克宅之，克由繹之，茲乃俾䢃。國則罔有立政，用譣人，不訓德，是罔顯在厥世。繼自今立政，其勿以譣人，其惟吉士，用勱相我邦家。今文子文孫，孺子王矣，其勿誤于庶獄，惟有司之牧夫。其克詰爾戎兵，以陟禹之跡，方行天下，至于海表，罔有不服。以覲文王之耿光，以揚武王之大烈。嗚呼！繼自今後王立政，其惟克用常人。周公若曰：太史、司寇蘇公，式敬爾由獄，以長我王國。茲式有慎，以列用中罰。「常敀」依說文引今本作「常伯」，亂謀面今本奪亂，依漢石經沾德忞依說文引今本「忞」作「暋」，焯見依說文引今本「焯」作「灼」，下克焯同。纑依史記述坶擔今本作盧厥，厥度也。依漢石經今本作克厥宅也，受「茲」依漢石經今本「茲」作「此」。「物」有依論衡引今本作「勿」有，「前人之微言」依漢石經今本作「受人之徽言」，是䢃俾䢃今本「䢃」並作「乂」，依說文引虞書俾䢃作，不訓下今本有于依漢石經「勿以譣人」今本作其「勿以憸人」依說文。引上譣人亦依作，「邦家」今本作「國家」依漢石經。同治戊辰(1868)冬，湘鄉相公畏兩江移節，督直隸入覲，謹錄尚書乙篇以獻，莫友芝。

莫友芝印(白)、子偲(朱)。

《柳鳳居藏書法選》，上海書畫出版社，2012年12月，P.156。

上款人：曾國藩，係兩江總督湘鄉。

莫友芝（1811-1871）貴州獨山人。字子偲，自號郘亭，又號紫泉、眲叟。家世傳業，通文字訓詁之學，與遵義鄭珍並稱「西南巨儒」。工真、行、篆、隸書、精金石考據之學。晚清學者黎庶昌（1837-1898）在著作《莼齋偶筆》中稱莫友芝：「真行篆隸，蘊藉樸茂，極書家之能事」。謂其「尤善書」，篆隸楷行皆能力追古人而遠以己意，足迹所至，人爭求之，得者以為幸。

此件係莫友芝謹書「尚書、立政」乙篇呈獻於同治七年(1868) 任職直隸總督當時改名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篆書「錄尚書、立政」巨製；當年曾國藩與莫友芝虎坊橋定交，沒有任何功利色彩，純屬文人知己之間的欽敬之交。十五年後相聚，倆人相談更歡。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裡再表欽仰：因其弟祥芝在此，渠來省親，因得再晤。學問淹博，操作不苟，畏友也。(《曾國藩全集·日記》)請大家注意，這裡的“畏友”不是讓人畏懼的朋友，而是令人敬重的朋友。曾國藩請友芝留下來做自己的幕僚，不想依附于別人，莫友芝便坦誠心跡：“幕府人才鱗萃，自愧迂疏，不克效萬一之用，苟得依公為閑客，免饑寒，於願足矣。”(《莫友芝年譜長編》)婉拒了曾國藩的邀請，還順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在軍營中做一個文化閑客，能解決溫飽問題就行。瞭解莫的為人，曾國藩也就不再強求，好在莫友芝能留在軍中，想著時不時就能促膝交談，曾國藩也是心中竊喜。
　　此後的十年裡，莫友芝就是曾國藩軍中的文人雅士，沒有軍政公務，倒也輕鬆自在。跟著曾家軍到處安營紮寨，辛苦自然難免，卻享受到了別人不可能有的待遇。每到一處，曾國藩負責攻城拔寨，他就一門心思收集古籍文獻，一路走一路找，收穫滿滿。要是倆人都有空閒，還會坐下來一起聊聊國事家事、學術文化。雖是閑客，還有薪水可領，曾也特別關照，把莫友芝的妻子夏氏和大兒子彝孫接到安慶，組成了隨軍家庭。
　　正是有了曾的特殊關照，晚年的莫友芝結識了眾多的達官貴人、文彥名流，又能安心校勘古籍文獻，精研學術，著書立說，才華智慧得以充分展示，學術成就達到頂峰。整理研究唐寫本《說文解字·木部》殘卷，經過幾個月的辛勤校勘，撰作出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》。此書解決了《說文解字》校勘上許多的千古疑案，文獻價值、學術價值極高，對此後的《說文解字》研究貢獻巨大。
　　對於莫友芝取得的成就，曾國藩的欽仰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，在為莫與儔撰寫的《翰林院庶起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》中毫不吝嗇地說道：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，遂通許、鄭之學，充然西南碩儒矣!晚清至當代，譽稱鄭莫兩人為“西南碩儒”的源頭就出於此處。
　　到了同治二年(1863年)秋，因太平天國禍亂，江蘇各地官吏匱乏，江蘇巡撫李鴻章報請朝廷安排能人赴任縣官。中外大臣密疏薦其學行，有詔徵至，複謝不就。(《清史稿·列傳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莫與儔(子友芝)》)曾國藩還力勸莫友芝赴任，莫把志向想法向曾公和盤托出，只想做個文化人，已經別無二志。
　　湘軍攻取南京之後，莫友芝定居南京，受聘于金陵書局，任總校勘、總編校，這是莫友芝喜歡的工作。有了這份固定工作，頓時激情燃燒，活力迸發。當時，儲藏《四庫全書》的鎮江文宗閣和揚州文匯閣毀於戰爭，藏書散落在各處。為了搜尋「遺書」，順便發掘善本古籍，他的足跡踏遍江浙各地，樂此不疲。後又受江蘇巡撫丁日昌的委託，到蘇州開辦江南書局。
同治7年（1868），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。兩年後，因為震驚中外的天津教案，曾國藩背負駡名，調離直隸回任兩江總督。去了又回，這就是兩人的緣分吧。此篇篆書錄「尚書、立政」精品即是莫友芝受託湘鄉曾國藩所恭書。這件篆書「尚書」八聯屏，單條均是6尺巨幅，整體懸於總督府內定是氣勢弘偉，彰顯
曾國藩與莫友芝兩位定交情緣與曾國藩禮重賢才（此時的曾國藩正率領湘軍在江浙一帶與太平軍作戰已近6年，是全國人民關注的焦點人物），莫友芝又受到祁寯藻的青睞，逗留京師近一年的時間裡，名卿巨公、文人學士爭相與他交朋友，均愛其才學豐富，此件即是曾國藩直隸總督改兩江總督的歷史實證，頗具清史與文學史的雙重收藏價值，證見曾國藩與莫友芝兩人的交誼，莫友芝一生著作頗豐，學術造詣深厚，被曾國藩讚譽稱為「黔中宿學、西南碩儒」。望諸方家多予觀注。

註：莫友芝精于書法，為有清一代十大書法家之一。黎庶昌評其書「分篆高騫，冰斯雄睨」。 當代書壇 泰斗沙孟海先生在其《近三百年書學》一文中評道：「學鄧石如篆書的莫友芝最好，趙之謙、吳熙載其 次」。浙江美術學院教授陳振濂先生對其書評道：「貴州曾出了一個莫友芝，其作品精到之處，不在趙之謙，楊守敬、張裕釗之下而或有勝之」。不同時代的學者、這樣高規格的書家，如此異口同聲的盛讚 ，可見莫友芝的書法成就決非浪得虛名。民國8年上海有正書局曾出版發行《莫友芝真草隸篆墨蹟》並多次再版。在現當代書法和篆刻名家中，姚華、陳子奮、王朝瑞均受過其書風影響，足證莫氏書作當是人人爭藏者，亦是影響後世書風的大師人物。

此件係莫友芝謹書「尚書、立政」乙篇呈獻於同治7年（1868）任職直隸總督當時改名兩江總督的曾國藩篆書「錄尚書、立政」巨掣；當年曾國藩與莫友芝虎坊橋定交，沒有任何功利色彩，純屬文人知己之間的欽敬之交。15年後相聚，倆人相談更歡。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裡再表欽仰：因其弟祥芝在此，渠來省親，因得再晤。學問淵博，操作不苟，畏友也（見《曾國藩日記》）。
請注意，這裡的「畏友」不是讓人畏懼的朋友，而是令人敬重的朋友。曾國藩請友芝留下來做自己的幕僚，不想依附于別人，莫友芝便坦誠心跡：「幕府人才鱗萃，自愧迂疏，不克效萬一之用，苟得依公為閑客，免饑寒，於願足矣。」（見《莫友芝年譜長編》）婉拒了曾國藩的邀請，還順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，就是在軍營中做一個文化閑客，能解決溫飽問題就行。瞭解莫的為人，曾國藩也就不再強求，好在莫友芝能留在軍中，想著時不時就能促膝交談，曾國藩也是心中竊喜。此後的10年裡，莫友芝就是曾國藩軍中的文人雅士，沒有軍政公務，倒也輕鬆自在。跟著曾家軍到處安營紮寨，辛苦自然難免，卻享受到了別人不可能有的待遇。每到一處，曾國藩負責攻城拔寨，他就一門心思收集古籍文獻，一路走一路找，收穫滿滿。要是倆人都有空閒，還會坐下來一起聊聊國事家事、學術文化。雖是閑客，還有薪水可領，曾也特別關照，把莫友芝的妻子夏氏和大兒子彝孫接到安慶，組成了隨軍家庭。正是有了曾的特殊關照，晚年的莫友芝結識了眾多的達官貴人、文彥名流，又能安心校勘古籍文獻，精研學術，著書立說，才華智慧得以充分展示，學術成就達到頂峰。整理研究唐寫本《說文解字·木部》殘卷，經過幾個月的辛勤校勘，撰作出《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》。
此書解決了《說文解字》校勘上許多的千古疑案，文獻價值、學術價值極高，對此後的《說文解字》研究貢獻巨大。對於莫友芝取得的成就，曾國藩的欽仰之情表達得淋漓盡致，在為莫與儔（莫友芝子）撰寫的《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》中毫不吝嗇地說道：「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，遂通許、鄭之學，充然西南碩儒矣！」晚清至當代，譽稱鄭莫兩人為「西南碩儒」的源頭就出於此處。到了同治2年（1863）秋，因太平天國禍亂，江蘇各地官吏匱乏，江蘇巡撫李鴻章報請朝廷安排能人赴任縣官。中外大臣密疏薦其學行，有詔徵至，複謝不就（見《清史稿•列傳二百七十三 文苑三 莫與儔》），曾國藩還力勸莫友芝赴任，莫把志向想法向曾公和盤托出，只想做個文化人，已別無二志。